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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益平认为，深化改革，风险暴露既是挑战，也是加快改革的重大机遇。要把风险化解和补齐制度短板紧密结合起来，在国有企业改革、财税改革、金融改革等关键改革上再进一步；要把风险化解与“放管服”改革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、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有机结合起来。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，从根本上破除制约资源配置优化的体制机制障碍。

另外，金融风险监控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离不开信息的交互。董希淼指出，地方协调机制可以增强金融信息共享，通过打破信息孤岛、提高信息分类处理的效率，可以对于金融风险“早识别、早预警、早发现、早处置”，把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。其实，为提升地方金融监管效率和协同性，不少地方已建立了本地的金融议事协调机制，负责地方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处置。因此，有人提出，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，对金融工作同时存在两套协调机制，会否出现协调机制不“协调”的局面？

对于日本通胀率多年不达标的原因，日本第一生命研究所（Dai-Ichi Life Research Institute）首席经济学家新家义贵（Yoshiki Shinke）表示，对日本央行来说，多年来，通胀率的上升几乎完全由能源成本带动，“其他商品的价格涨幅不大，日本的消费并不强劲，因此企业很难提高商品价格。”

当前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，进一步指明了广州航运发展方向。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提出，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，并进一步明确，增强广州、深圳国际航运综合服务功能，进一步提升港口、航道等基础设施服务能力，与香港形成优势互补、互惠共赢的港口、航运、物流和配套服务体系，增强港口群整体国际竞争力。

“投资者需要重新了解全球经济前景，以面对上述的宏观经济情况预测，并找寻灵活方案应对这些变化，经过风险调整后的长期回报将变得更为重要。”（线索Clues / 鲁晗奕）👉编辑精选：Joe Davis：复苏之路“V形”与“U形”兼而有之富国银行资管：为何主动管理在当前尤为重要？

最根本还是要扩大改革开放，放开市场准入，恢复企业家信心，激发新经济、服务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，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。我们建议财政优于货币，减税基建降息降准，第二次入世。2020年财政政策要更积极，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，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，赤字和专项债达到两个“3万亿”，支持减税和基建，放水养鱼，扩大内需。在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情况下，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大责任，且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，可以解决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。